特纳格尔城之谜

http://www.tianshannet.com 天山网   2010年08月12日 09:49:52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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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长河里,特纳格尔城是个年轻的城市,可她的昙花一现,给后人留下众多猜测。

与老年人谈及当地近代史,历经几代人口口相传,他们心中遗存的史话已很斑驳。然而,明清以来的历史车轮与时代脉搏,不可能如西王母与周穆王时代遥在云天,幻化为传说故事。前不久,我与阜康市史志办主任周建南详谈,特纳格尔城身后之谜,将我带进了那段纷乱的历史。 “阜康”是乾隆的词汇?

但凡与阜康人接触,他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介绍:“我们阜康的地名,是乾隆皇帝赐的。”很多还能说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这个具体年代。

“阜康”一词诞生于盛世的乾隆时代,这个词汇真的是乾隆皇帝思索出来的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阜康建县时的背景。清军攻灭准噶尔汗国,统一天山南北,耗费了康雍乾三代帝王65年之力,大规模战争后的特纳格尔(阜康旧称,蒙古语“水草丰茂”的地方)人烟稀少,需大批人在此屯田定居。当时,天山南北大片疆域也是如此,掌管大清帝国的乾隆皇帝在重建西部边陲方面不可能事事安排过问,只需把这个任务交给陕甘总督即可。

从1755年平定准噶尔叛乱到1763年,特纳格尔经过军屯、回屯,设置军台、驿站,夯筑土城,城邑规模初显。这些工作,由迪化同知、甘肃布政司、陕甘总督几级行政长官督办,日理万机的乾隆帝最多偶尔过问一下。地方政府把工作做扎实了,才能呈请中央,由皇帝来钦定城名。

当时,陕甘总督杨应琚的奏章上写着什么,乾隆皇帝阅过奏章后怎样决定赐名“阜康城”,后人不得而知。周建南主编《阜康县志》时,曾到处打听乾隆皇帝在此方面的御批下落,但了无踪迹。“一种可能是乾隆皇帝确实留下‘阜康’手迹,后来毁于战火或在民间流失;一种可能是属下呈报上来的拟定地名中,他选择了‘阜康’。”周建南猜测。而乾隆皇帝赐名“阜康”一说是完全成立的,证据是国家文史馆保存的清代学者的文稿中,提到了“清高宗赐名‘阜康城’”这句话。

周建南说:“我把清代诞生的一些地名史料与阜康的志书结合到一起,脑海中仿佛还原出乾隆帝御赐‘阜康城’的图景。”

68岁的杨应琚在奏章中陈述:特纳格尔新城筑就,城墙高一丈六尺,长三里三引,东南西北有绥惠、丽阳、振威、宁朔四门。从迪化调500余户携眷驻防兵近1800人,接替兵勇屯垦;当地屯民已达900余户,屯田2.7万亩……最后,他恳请圣上为新城命名。

乾隆帝对这位驻守西北30年的老臣非常赏识,但作为“家天下”的君主,赐名的权力不可能下放,年轻的他已记不清为多少亭台楼榭、庙宇堂馆赐过名、题过字、赋过诗。理藩院递过几个写有地名的折子,他放下茶杯品味,认为含有“物阜民康”之意的“阜康”,用于特纳格尔之地比较合适。城毁与盛世才有关?

我从特纳格尔城一截残存的城墙走过,问阜康市一位老人,古城何时被毁灭至此状?他叹息道:“盛世才在的时候毁的。”

古城残垣前的碑文上显示:民国年间(约1940年),日寇侵华,轰炸兰州,西北告急,新疆督办盛世才指令各地防空。当时阜康县官认为城楼高大,目标明显,遂拆除城楼……

不要说新疆人,即使盛世才家乡的东北人,都对他没有好感,盛世才的野心、虚伪和残暴,中共原驻新疆代表邓发的评价很精辟:“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阜康市九运街镇艾纳克古城村72岁的曹福英说,他的爷爷还有村里许多同龄人的爷爷,都是从盛世才部队里逃出来跑到这里的。

对于失去光彩的历史人物,人们很容易将坏事与他捆绑在一起。其实,特纳格尔城自1763年建成后毁坏过多次,前期蒙难与尚未出世的盛世才无关,后期罹患也未必与他有关。

1930年秋,盛世才随新疆省政府秘书长鲁效祖入疆时,特纳格尔城已不是乾隆时代的“三里三引”之城。同治、光绪年间,农民起义军、土匪、叛军引发连年战祸,作为迪化屏障的阜康,首先遭受劫难。光绪二年(1876年),刘锦棠挥师从阿古柏侵略军手中夺回特纳格尔城,城池已千疮百孔,经过14年的休养生息,光绪十六年(1890年),知县左兆凤主持重建特纳格尔城,新城在防守上更为严密,开有三个城门,据说城外还有瓮城,靠北面城墙建有一所庙宇,借以保佑城固人安。

然而,军阀混战年代,老百姓想安定生活简直是桃源梦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马仲英率其主力第二次进疆,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拿下特纳格尔城,而此时的盛世才已获取了新疆最高统治权,他决不允许谁在他的地盘上称王称霸,遂率两千余骑省军迅速收复特纳格尔城。年轻气盛的“尕司令”马仲英当然不服新任的新疆督办,盛马大战在阜康县滋泥泉子一带展开。

大战持续了8小时,以马军溃退而终结。入疆之初,盛世才被金树仁任命为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东路剿匪总指挥,他屡战屡胜,显示了其军事才能。这样一个懂军事的执政者,在日军疯狂轰炸兰州时,应该不会让各地自毁其城的。

我从关于兰州的史料中查询到,日军1937年11月派7架飞机轰炸兰州后,发现这个输送苏联援华物资的大通道仍在发挥作用,便于1939年至1941年间集结更多的轰炸机威胁兰州城。有时一天出动飞机上百架次,投弹千余枚,炸毁数千间房屋。盛世才在日本陆军大学留过学,不会不知道一座小小的县城面对成群轰炸机将是什么命运。

“盛世才作为新疆督办,肯定会要求各地加强防空、减少伤亡,而阜康县官拆除城楼没有必要,也可能是做给上面看。要知道,城楼拆除了,还有厚实绵长的城墙,城内还有密集的民房、商铺,没有城楼,轰炸机就找不到目标了吗?”周建南分析。他认为,特纳格尔城破与时代变革、人口增长关系密切,民国后期,有限的城池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居民和商业、手工业者,很多人到城外定居,城池成为一种虚设甚至羁绊。

上世纪80年代初,周建南刚到阜康时,特纳格尔城城墙还很壮观,他走在上面感觉像条大路。建房取土的人太多,等它萎缩成现代化城市一截土埂、阜康文化旅游一处古迹时,人们才蓦然发现,它离去的背影太远了。 “运”是左宗棠带来的?阜康市乡村名称中,涌现出“工”、“运”、“梁”、“台”、“沟”、“坑”等诸多名词,除了“运”外,其它名词广泛用于北疆尤其是乌昌地区,唯独这个“运”字,在别的地方很少见到,且让人费解。

阜康“运”地,集中在九运街镇,镇上有五运、六运、七运、八运、九运、十运为序列的村名。我第一次到九运街镇时,请教当地干部及农民,他们大多摇摇头不知所以然,有人解释:“你看到各村村口的水渠了吧?古人将人工开挖的水道称为运河,水渠多了为便于区别,给编了序号。”

后来,我在词典上看到这样的解释,运河是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六“运”诸村的小毛渠,显然以此解释不通。另外,不少水渠为解放后修建,老人们怎么说他们从小就有这些地名了呢?

周建南为此也伤了不少脑筋,他得出的一个结论应该说八九不离十。他说,光绪初年,左宗棠来新疆平叛阿古柏,在九运街一带屯过兵,西征军基本上为湘军,按湖南方言,将士们将“营”说成了“运”的音,当地老百姓也跟着称呼,久而久之形成固定的地名。

将古时军队建制用于地名,全国比比皆是,内蒙古的“旗”、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牛录”、湖南的“营”,都是不同民族的军队建制名称。一般情况下,征讨的军队驻扎在荒郊野外,这里本身没有确切地名,军队移走后,地名留下了。

31岁的刘锦棠是湖南湘乡人,从15岁投入湘军起已身经百战。左宗棠在慈禧面前力陈收复新疆时,刘锦棠已带领湘军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整军备战,将55营老湘军精简为25营。因针对新疆的敌情和地理气候训练一年有余,湘军进军新疆节节胜利,刘锦棠陈兵阜康城郊九运街一带,这里有充足的给养、进退自如的优势。

从1876年7月到次年南下,屯驻在九运街一带的湘军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个带有“运”字的符号。被称为“飞将军”的刘锦棠一路进军,一路经营,他派幕僚刘铨任阜康知县,重建县衙,恢复屯垦,刘铨也是湘人,六“运”叫法当然顺利沿袭下来。

作者:石速 稿源: 新疆经济报 责编: 佟志红 收藏此页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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