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中央的“大逃港”风潮

探史揭秘 2015-08-17 10:06:53来源: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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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港者

    对于香港来说,自1997年回归祖国以来,每年7月1日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1840年鸦片战争两年后,香港被英国占去,这个脱胎于珠三角的岛屿,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存在姓“资”与姓“社”的意识形态差异,香港与内地的分道扬镳显得更加坚决和迅速。

    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如今,众多香港人纷纷在深圳等地投资、买房,而在改革开放前,在香港与宝安县(1979年改名为深圳市)山水相连百余里的海岸线上,历史却怎样错步向前,以致数万人铤而走险、蹈海求生逃亡香港?

    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新中国成立期间,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广东沿线一带。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在广东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宝安县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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