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感天动地的爱国主义乐章

追记抗战时期新疆的演剧募捐和文化劳军运动

探史揭秘 2015-08-26 10:35:42来源:新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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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尔汗在迪化表演《抗日游击队舞》。

汉文会就鲁秀贞捐款事致省政府的呈文。

新星舞台为继续演剧募集抗日捐款事致后援会的呈文。

    新疆是歌舞之乡。在抗日的烽火中,歌舞也成了对敌的利器。新疆的艺术家不仅用各种演出唤起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还以戏曲、话剧、舞蹈等艺术形式为文化劳军义演募捐,有力支援了前线的抗日战斗。

    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据史料记载,新疆人以表演新剧的方式为抗日募捐始于1937年。当时新疆省立迪化(今乌鲁木齐)女中曾两次义演,将所有收入交给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会。

    1937年12月15日《新疆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省府六个公务员发起演剧募款”。绥东抗日军之杀敌胜利不断传来,新疆民众群情激昂,纷纷要求援助英勇抗敌的前方将士。1937年12月初,省政府公务员原建国等6人主动向反帝总会提出:自己登台演戏一天一夜,为绥东抗日将士募捐。获得批准后,6位公务员又请来几位著名票友,联袂登台义演。上半场从上午12时开场唱到下午3时;几个人稍稍休息之后,下半场从下午5时开始,一直唱到晚上9时。观众热情高涨,表演者“精神奋发、大出风采”。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如此长时间的演出,剧场却秩序井然。剧场内座无虚席,台上表演时,台下非常安静。当日所得票房,除杂项开支外,余银9400多两,全部交给反帝总会。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大获成功的义演。

    1938年3月9日,迪化女子中学又以表演新剧的形式进行抗日募捐。当时的迪化省城总商会也成立了抗日募捐委员会,每两个月为抗日募捐一次。那时的新星舞台戏院是全市最大的剧场,人们经常在这里开展演出募捐活动。

    从1938年6月开始,新疆开展了第二轮大规模的演出募捐活动,6月11日、12日两天,迪化第二小学学生会在新星舞台戏院为抗日募捐,学生们演出了京剧《坐宫》《鸿鸾禧》等传统剧目。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让市民们深受感动,每次演出都是观众爆棚。

    当时,在迪化(乌鲁木齐),各种政府和民间团体为抗日举办的募捐义演活动非常频繁,但是戏院的租金居高不下,很令组织者头疼。1939年11月10日,《新疆日报》刊发了一条消息:由于场地、戏服租金过高,若门票销售不理想,大半都付了租金,组织者感到非常遗憾。后来,大家联合起来,去和戏院老板沟通,希望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降低或减免租金。交涉的结果虽不尽人意,但是一线当红的女演员主动提出不取分文,“个人赚钱事小,抗日最重要”,令组织者备受鼓舞。

    遍及全疆的抗日演出募捐活动凝聚了人心,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一位哈萨克族老人在迪化(乌鲁木齐)反帝俱乐部看了抗日影片后,立即把身上崭新的袷袢脱下来,交给电影院工作人员:“前方战士在冰天雪地里打仗,衣着太单薄,这是我们哈萨克人的心意,请带给他们。”两位维吾尔族小伙,从银幕上看到,前线战士出生入死,却没有东西吃,立刻跑回家里,抱来一大包油馕,对电影院的工作人员说:“请你们一定要送给打日本鬼子的汉族叔叔。”

    1939年,赵丹导演的抗日话剧《战斗》轰动边城,连演了十几天。1942年,有“新疆梅兰芳”之美誉的舞蹈家康巴尔汗刚从国外学习归来,立刻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战出力。她排演了许多与抗战有关的优秀舞蹈作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织抗日募捐义演。为了演好战士,她甚至不惜剪了两条留了多年的长辫;也不在乎舞台的简陋,为了吸引民众,这位大舞蹈家常常在闹市中、大街上,甚至小巷中演出,宣传抗日,为前线募捐。在自治区档案馆,有一张她在迪化表演《抗日游击队舞》的旧照,年轻的康巴尔汗身穿军装、一头利落的短发,看起来英姿飒爽。背景却是低矮破旧的平房,这显然是一次街边的演出。

    众志成城爱国心

    1942年11月4日,中国抗战进入第6年。全国慰劳总会给新疆发来电报,要求新疆和全国一起,开展文化劳军运动。文化劳军运动全称“文化设备捐募劳军运动”。就是发动社会力量、通过民间捐款,来解决军中文化设备匮乏的问题。为前方将士置办书刊、收音机、扩大器、幻灯片、幻灯电影机等文化设备。以缓解精神疲劳、提振士气,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70多年前的新疆交通不便、通讯落后,各族人民的抗日热情却超越了这一切。文化劳军运动迅速遍及南北疆,从城镇到乡村,全疆各族人民纷纷出钱出力。从一些历史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劳军运动”在新疆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此前任何募捐活动。

    1942年12月17日,在塔城区给省政府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近来,塔城各文化会为了响应具有伟大意义,鼓舞前方浴血抗战战士斗志之文化劳军运动,纷纷自动准备出演新旧剧。又有机关、法团公务人员以个人的经济力量捐助者,同时市民自动把文劳捐款送各文化会者,情绪热烈,犹如潮涌。”

    1942年12月24日,新疆印刷厂召集全体职工开了动员大会,厂长祈化成慷慨陈词,向员工们宣讲了文化劳军的重要意义后,全厂职工群情激昂,虽然他们的薪水非常微薄,大家还是毫不犹豫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当天就捐款1646元。

    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微信、微博,但是一颗颗滚烫的爱国之心却把文化劳军运动带到了新疆的每一个角落。当时的吐鲁番县专门组织了宣传队,派往各乡劝募,城市由各法团、阿訇和街长组成“联合工作组”,走家串户地宣传,并发动各学校卖票公演新剧,几乎社会各阶层都参与进来了,募集现洋15232.65元。

    位于南疆的皮山县,当时是个贫瘠的小县,经过各宣传募集组努力宣传和通俗解释后,各族百姓深明文化劳军的意义,当场踊跃捐款,竟然捐出大洋13964.07元,还有人捐出了“传家宝”——一个51两重的大元宝。

    1943年元月,新疆省医院召集全院及附属精神病院全体员工为文化劳军募捐,这些日子清苦的医务工作者捐出了824.5元。

    感人的故事在天山南北不断上演。1943年2月4日,在富蕴县政府呈报的“文化劳军款数目表”中非常详细地记录着这样的数字:最多捐200元,最少的捐5角。

    70多年后,翻看历史档案,最让人动容的就是这微不足道的5角钱。想象着那样的一幅画面:一位家徒四壁的农民,生活困顿,5角钱足以让全家人吃饱一顿饭,可他明白自己是中国人,于是毫不犹豫地把带着体温的5角钱捐了出来。他捐出的其实是一颗滚烫的爱国之心。

    与祖国共命运

    1944年元月9日,抗战胜利的前夜。《新疆日报》发表了一篇激情充沛的社论:《争取文劳运动更高胜利》。文中写道:“为了表现我们新疆人民对抗战事业的热忱,为了表现我们对前方浴血抗战将士的关怀,为了争取文劳运动最高胜利,我们应在这文劳将结束的前夕,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文劳大竞赛的时机,在我们全疆文劳运动正在展开的时候,我们以突击竞赛的精神在各地各部门泛起更普遍更高涨的文劳运动。”

    其实,当时的新疆各族百姓生活极其贫困,但是却深明大义,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1944年2月11日《新疆日报》刊发的一组省公路局文劳信息中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刘朝相是精河的一名普通养路工,一个月工资仅有25元,可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竟然把多年省吃俭用积蓄的200元(省币)全部拿出来,捐给了抗日前线的将士。

    即使隔着70多年的岁月,我们依然能感受得到这些故事的温度。在自治区档案馆的资料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伊犁残废军人教养院”的残疾军人非常想为文化劳军尽一份力,在省吃俭用捐款之后,1943年2月2日,他们又通过省民政厅上书财政厅,要求为文化劳军捐出400只羊,请求财政厅将计划1944年为残废军人教养院购买400只羊的费用预先支出,直接代他们捐出。财政厅显然对此非常重视,18天后,也就是1943年2月20日,财政厅的批复下来了:虽然残疾军人报国之心可嘉,但是离1944年的财政拨款还有很长时间,且这样的做法合情却不合政府的相关规定,因此决定来年依旧把400只羊拨给“伊犁残废军人教养院”,由他们自己变卖后,再捐出。

    那是个资讯不发达的时代,这个故事没有后续报道,但是没有人怀疑,这些残疾军人最终以一年不吃羊肉的代价,向抗日前线捐出了400只羊,最终实现了“杀敌报国”的梦想。

    当时,全国文化劳军运动的总目标是:募集2000万元(国币),用于购置文化设备。据统计,新疆各族百姓为文化劳军募集了100万元(国币)。对于当时经济落后的新疆,这绝对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巨款。

    无论是新疆的抗日救亡文艺活动,还是遍及南北疆的文化劳军运动,都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一曲感天动地的爱国主义的乐章。今天,这样的精神依然在激励着我们,把新疆建设成更加繁荣美丽的幸福家园。□本报记者张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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