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掠夺文物近200万件珍品仍散落 索回几乎无望

国内 2015-09-15 09:09:50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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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日本掠夺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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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以“学术旅行队”名义公然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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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以“学术旅行队”名义公然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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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平和王世襄的合影。

    侵华14年日本横扫文物 持枪挖宝铁证如山 明示为掠夺物却难索回

    从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之久的日本侵华战争中,侵华日军对我国珍贵文物的摧残和劫夺骇人听闻。但是,由于战时的特殊情况,对被日军毁损以及劫运日本的中国文物,至今并无详细准确的统计。根据学者估计,日本拥有1000余座大小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近200万件之多,绝大多数均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军劫掠出境。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历代文物珍品9万余件。

    上海大学教授陈文平曾经旅日5年,大量走访了日本当地博物馆和私人文物展览,见到很多名录都没有收录的文物珍品。而对日文物追索从战后开始一直在进行,即便铁证如山,有些在日展出文物甚至公然标出被劫时间地点,但索回几乎无望。

    “日本收藏中国文物之多、之精、之广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想要追索这笔战争赃物也是非常困难的。”陈文平认为,从流失文物资料和数据方面的整理工作做起,理清文物流失的路径,才能为将来追讨文物扫清障碍。

    文/广州日报记者胡亚平 图由受访者提供

    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王羲之的《妹至帖》……这些都是难得一见的稀世文物珍品。如今它们都被掠夺至日本。据不完全统计,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抢劫图书和手稿300万册、文物360万件。然而追索文物困难重重。

    “学术旅行队”盗宝

    日军荷枪护卫

    上海大学教授陈文平这些年一直在追讨中国文物方面努力。在他的笔记本里一直珍藏着一张复印的老照片资料,照片上,来自日本名校庆应义塾大学的“学术旅行队”在江浙一带发掘古文化遗迹,名为学术考察,实则公然盗宝,在这张照片上还可看到日军持枪为盗宝者“保驾护航”,照片收录在《江南踏查》报告中。

    该报告书详细地记录了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活动。

    在日本旅居期间,陈文平收集了大量日本盗取中国文物的一手文献,并一直希望通过这些文献获得这些被盗文物的信息,但这个愿望并不容易实现,“这些珍贵文物现都藏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轻易不示人。”陈文平说。

    被日展出或收藏

    青铜书画石佛成重灾区

    在日5年期间,陈文平格外留意各种中国文物展览,有些文物展览在铭牌处甚至公然介绍该文物是何时从中国何地获得,甚有炫耀之意。如天龙山唐代菩萨像,就是山中商会1934年从天龙山盗卖给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记录卖价七千日元,现成为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重器。除了各大博物馆,一些企业家和大财团也是中国文物的收藏大户,这一部分收藏很多都秘不示人。比如出光美术馆,实际上是由出光集团创办,创始人出光佐三,这个财团以石油生意起家,专门收藏中国古瓷器。

    陈文平告诉记者,青铜器、书画、瓷器、石佛是日本最爱收藏的门类,其中,大量中国唐宋期间的书画被日本人掠走。“日本侵华期间,大量由日本专业人士组成的考古队、考察团在中国境内活动,通过各种方式掠夺中国文物。”

    根据历史资料,1928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旅大牧羊城遗址。20世30年代即九一八事变后,特别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和资助的东亚考古学会开始发掘渤海遗址(主要是都城址),掠夺渤海文物。在日本的渤海热之中,我国珍贵的渤海文物被其窃取盗运至日本的已有成千上万件了。

    “这14年,日军对中国文化的掠夺和破坏,可谓是罄竹难书,而其中能够明确记载的则少之又少。事隔几十年后,我在日本调查某些收藏机构时,仍时见中国文物由何时何地劫来之标签,令人痛心疾首。”陈文平说。

    遗失文物清单360万件

    留下名录仅剩15245件

    为获得中国流失日本文物的第一手资料,1999年7月,陈文平曾经专程远赴北京,探访当年赴日追索我国被劫文物的代表团专员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曾担任故宫博物院、北京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是著名的文物专家。

    根据王老回忆:“1946年春,清损会(即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秘书郭志嵩要他在北京编一本在日本的中国重要文物目录。同时郭还提到正在酝酿今后派人赴日交涉赔偿文物事宜。”调查登记结束后分类编成《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共分字画、碑帖、书籍、古物等8项,总计文物损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由于时间急促,加之公私收藏家及民众对于文物损失的申报认识不足,申报并不踊跃,所以此统计数字未能尽括战时实际的损失。然而,根据首部由中国学者编成的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目录——《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收录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被日本劫夺的各类中国文物仅15245件。

    据王老回忆,他和文物专家李济等有关人员,抵达日本后多方寻觅,参观日本公私博物馆及文化研究所,与日本学者、收藏家谈话,调查和掌握第一手证据。对掌握线索的重要被劫文物抓紧时间重点追查。追回了周口店出土的化石一批、南京“中央图书馆”南运香港转藏冯平山图书馆的四库全书等善本古籍35000余册……但王世襄老人表示,索回的文物数量与实际被劫数量有天渊之别。即使与国内调查后有案可据的数字——被劫书籍300万册、重要文物15245件相比,索回的也相差甚巨。

    盟军处处设限

    中国丧失追讨机会

    这次探访王世襄老人,陈文平了解到很多战后追索文物的珍贵史实,“中国代表团赴日是一次绝好的追索被劫文物的机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终于没能如愿以偿,只是追回很小一部分,这是十分遗憾的。”陈文平说,美国等国的政策,是造成中国追索被劫文物不能如期归还的主要原因。

    陈文平表示,诚如王世襄先生所指出,盟军对归还被劫文物的规定过于苛刻。在当时战争背景下,以我国国情而论,对每一被劫文物要求写出名称、尺寸、重量等,并要附有照片;对劫夺情况要写出何处、何时,甚至要求写出日军番号等,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时,中国代表曾多次向盟军总部说明情况。然而盟军总部坚持其规定,又不准中国直接向日本追究或调查,成为我国追回文物的障碍。”陈文平说。

    此外,日本政府亦不积极配合,以种种理由进行搪塞。因此,仅靠几位在日本的中国代表东奔西跑,很难完成任务。

    进入1948年,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美对日政策公开转变为扶持日本。因此,美军极力劝说其他国家放弃对日本索赔,包括公开反对以日本若干文物补偿损害最重国家的提案。美国等国的政策,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造成二战后被日本劫掠的大量中国文物不能回归中国的严重后果。

    陈文平介绍,关于文物归还国际法上的先例在上个世纪就已出现。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个现代国际法的原则: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剥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这个原则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先做好扎实基础资料工作,掌握数据和出处,以何种方式流出,再从法律层面研究追索才是当务之急。”陈文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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