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上海设20个集中营 许广平曾被施以电刑

探史揭秘 2015-09-18 10:02:45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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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硝烟散尽,岁月更迭,对历史的追寻与敬畏,成为今天的使命。

    经过了漫长的遗忘与找寻之后,比对大量境外史料,上海历史学者今年首次系统发布了抗战时期上海20个日军集中营的详细地址。《解放周末》循着历史学者的最新发布,探访曾被我们遗忘的上海大桥监狱集中营,打捞曾经发生在那里的历史片段。

    或许,找寻不该被遗忘的,重逢历史深处的真相,是一种更为具体而真切、更能触及心灵的铭记方式。

    中国人很少知道,日军在上海设立过20个集中营

    这是一座7层钢混结构的老房子,坐落在上海四川北路85号,占地5800余平方米,装饰艺术派风格。它的一楼开着各色小店,楼上的居民们每天用各种晒衣架为它画出市井生活的外衣。过路的行人,或许径直走过,或许会瞥上一眼。

    若有人肯往历史的深处“看”,可以知道的这座老房子的命运轨迹是:1935年,仁昌营造厂承建了它。抗日战争时期,它是日本宪兵司令部。1947年,它成为中国银行的职工宿舍。2005年,它被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是,这座老房子有着更深层的命运。原来,它是日军在上海的20个集中营之一。在一些史料中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大桥监狱集中营。

    即便翻阅厚厚几册的1999年版《上海通史》,其中也没有关于集中营的支言片语。它一度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中。

    10年前,《上海通史》主编、上海史研究学者熊月之,通过境外材料,基本弄清了日军设立于上海的集中营的来龙去脉。他写道:从1943年1月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设立盟国侨民集中营(以下简称上海集中营),关押英、美等国侨民六千余人,涉及十余国,历时两年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上海的影响极大、极其重要的世界性事件。以往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中,对此甚少涉猎……

    可惜,这一篇文章、几段考证,彼时仅在学术圈引起热议,而不为外人所知。上海,没有拾起这段“甚少涉猎”却又“极其重要”的历史。

    10年后的2015年3月,另一位上海史学者苏智良,正在与研究生李健搜集日军在上海的暴行材料。搜集、思索、讨论,集中营的史料莫名地跳入苏智良的脑海。苏智良对李健说了一句:“我们去逐一查证下,究竟是哪20个集中营吧。”

    脚踏实地,逐一查证,徐家汇藏书楼、淮海中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大楼、华东师范大学老文史楼、上海中学、市西中学、提篮桥监狱等地,都曾是当年日军建立集中营的所在地。那里曾关押着中国抗日战俘、盟军战俘、英美“敌国”侨民、教会人员,甚至还有日本曾经的“盟友”意大利人。

    然而,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史料上所载的华德路盟军战俘营,究竟在哪儿?

    终于,最后一块拼图完整了

    李健扎进了监狱志里。她翻遍了《上海监狱志》等史料,渐渐觉得,华德路盟军战俘营和提篮桥监狱可能是同一个地方。于是,她拜访了监狱史专家徐家俊。徐家俊直接告诉她,两者就是同一处。20个集中营,似乎缩减成了19个。

    但李健没有轻易放过自己的疑惑:为什么史料中明明是同一个地方,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集中营名称呢?这是一个错误,还是这其实蕴含着某种线索?

    仔细比照美方提供的原始英文资料后,李健发现,中文翻译出了错——翻译成“提篮桥”的那个英文单词,原本是“大桥”。

    大桥?这个名字,苏智良他们并不陌生,很多史料中都曾提过,尤其是多年前,它反复在一本书中出现。那就是《鲍威尔对华回忆录》。1917年,美国人鲍威尔来到上海,担任了《密勒氏评论报》记者、主编,因披露日本罪行,曾被日军抓捕。他这样描述监狱里痛不欲生的日子:牢房内挤满了人,空气令人窒息。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大约18英尺长、12英尺宽的地方,可以容纳25人在地板上排队坐着,但是几天后牢房里竟关押了40多人,许多人只能站在那里……男女混押,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关押……盥洗只靠一只放在角落里的粗糙木桶,敞开着,臭气熏天,男女共用……如果谁得了疔疮,日本人就用一种类似红汞的液体给人注射。

    鲍威尔在集中营里惨遭虐待,双足致残。1942年,美国与日本交换战俘,他才从上海回到美国,写下原题《在中国二十五年》一书,并在该书第35章“恐怖的大桥监狱”里详述自己的遭遇。1946年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等人,鲍威尔还以自己的亲身遭遇出庭作证。

    李健立即找来该书英文版,比照发现,鲍威尔书里的“大桥监狱”表述方法,和美方资料里的用语,一模一样。这再次证实,原资料中的“提篮桥”,指的应该是“大桥”。

    终于,最后一块拼图完整了。

    近70年后的今天,上海集中营旧址终被系统地梳理出来。原本零散的史料、耳熟能详的地标建筑,被串在了一起。大桥监狱集中营尘封的往事,其实早已露端倪。这些历史碎片一直在各个角落里静静等待着,等着有一天后人认出它们、拾起它们,拂去尘埃,把它们重新拼成一幅完整的样貌。

    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里多次出现的“大桥监狱”,终于被揭示出它的身份

    大桥监狱如同一座黑暗的坟墓,从白天到黑夜听不到一点人声。

    在押人员不能说话,说了,会被严刑拷打。有一次,日本看守发现2号牢房有人窃窃私语,走进去寻找,却无人承认。看守采取“连坐法”,他猛击每个人的头部几拳,当场有人鲜血直流,牙齿掉落。日本看守并未罢休,非要找出说话的人。有两位难友看不下去,毅然站出。最后,这两人被拉出去,脱光上衣,跪在地上。日本看守解下身上的皮带,对他们猛抽解恨。

    这段记忆,被刊载在1995年7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标题是《人间地狱五十天》。

    据监狱史专家徐家俊记载,日本统治时期,大桥监狱原有6间牢房,后又增设几间。每间宽约5米,深约3米,牢房的一角半米见方的凸出,是便坑;一个用砖头砌成半米高的通铺。通铺下仅有一条窄窄的走道。原来只能关10余人的牢房,一下子关了30人以上。

    虽然是侨民集中营,但这里关押过的中国名人不少。

    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从1941年12月一直被关到1942年3月1日,中间还被押出大桥监狱,移到沪西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汪伪特务机关。对大桥集中营的日子,许广平最深的印象是:天旋地裂、骨节发酸,两个马蹄型的铁圈套在手上,连上两条电线,接在一个6寸高的木匣上。日本宪兵对许广平动用了十多次电刑。被关的第五天起,她被拳打脚踢,后被脱去外衣,只剩小衫裤,饱受皮鞭之狠。日本人还威胁,要把她一丝不挂放到南京路上出丑。

    后鲁迅先生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出面,许广平被保释回家。4年后,她把这段76天的监狱经历写成《遭难前后》,在1946年的《民主》周刊上连载,第二年交上海出版公司印成单行本。

    教育家夏丏尊也被日本人关押在大桥监狱。他年事已高,身体衰弱,加上较高的社会影响力,日本人有所顾忌,没让他受皮肉之苦,却想出了一条计策。

    一天,一位日籍作家跪在夏丐尊的牢房门口,自称学生,希望老师赏脸,与他到外面的酒店,吃顿饭赔礼。夏丏尊勉强答应。日本宪兵让他换了衣服,用汽车送他和“学生”到了租界。那是一家十分豪华的日本餐厅。席间,日籍作家非常恭敬,盛情招待。夏丏尊不卑不亢,心中已明白了几分:没安好心。他一语道破:“谢谢你的热情招待,不过什么时候放我出去?”那位日本作家迟疑片刻,赔笑说:“只要老师愿意担任职务,或者答应挂个名,现在就可以回家。”夏丏尊怒目而视,拍桌离席:“我宁愿把牢底坐穿。你们快把我送进牢房。”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奔走营救,夏丏尊终于获释。本报记者 龚丹韵

    这里还关过上海共产党情报机构的一对“夫妻”李白和裘慧英。他们被押至大桥监狱,分开审讯。饱受折磨后,终被释放。多年后,这段故事被拍成家喻户晓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里多次出现的“大桥监狱”,首度被揭示出它的秘密身份——抗战时期上海日军集中营之一。

    每天赤脚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脚已冻成紫色

    鲍威尔的书里提及,一些著名外商,如道奇汽车公司中国办事处的经理、上海股票交易所总裁海伊默、上海花旗银行经理、苏柯尼真空油公司经理等,都曾被关入大桥集中营。

    鲍威尔进集中营的第一天,牢房已密密麻麻站满了人。幸好,一位认出他的朋友,把他拉到了一处地方。朋友告诉他,前一天晚上,他站的地方刚死了一位朝鲜人。日本人的刀刺进朝鲜人的腿,血流不止,朝鲜人得了败血症死去。

    当时的集中营有15间牢房。一面可进出,用直径6英寸的木棍做成栅栏。鲍威尔在5号牢房里,天天数着这些木棍。他们白天盘腿坐着不能休息,头必须低下,面朝东京方向。有时被迫下跪多个小时。晚上随时可能被叫醒。如果有人敢反抗,殴打虐待是家常便饭。

    有一天,6个日本宪兵怒气冲冲地拖着一个英国人进牢房。他的衣裤都被撕破,显然拘捕时进行过厮打。他告诉鲍威尔,自己是上海电力公司的工程师,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捕。鲍威尔问他叫什么?“W.R。戴维斯”,对方答。鲍威尔“秒懂”,原来,他的名字与《字林西报》的老板R.W。戴维斯太像,一字颠倒,被错认关了进来。

    美国海军“威克号”舰长雷诺回忆,有一位怀孕7个月的漂亮俄国少妇,被看守发现藏了字条。日本看守勃然大怒,下令牢房里的人,包括少妇在内,全部脱光衣服,站到天井里。寒风中站了半个多小时,日本宪兵大声嘲笑俄妇,她面无表情,昂首而立。不久后,她忽然不见了。没人知道她的结局。

    外国在押人员受不了集中营的伙食,拿自己的米饭与牢房里的中国孩子交易,换得每天帮自己在衣服里抓虱子。中国孩子苦中作乐地比赛,每天看谁抓的虱子多。集中营外的亲朋,时不时会给集中营里的侨民寄来食物,但只有三明治能勉强抵达收件人处,其他肉罐头等都进了日本看守的肚子。

    苦难,远远不止于此。牢房里的虱子和害虫难以计数;每天赤脚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脚已冻成紫色;大部分囚犯都病了,其中几位奄奄一息;每个人都可能得流行病,比如斑疹伤寒,一度在集中营里传染……

    一位狱外的法官朋友想到监狱虱子横行,给鲍威尔送来一管药膏,鲍威尔称“我将终身感谢他”。但鲍威尔还是病了。先是严重的手指感染,他被带到楼上的医务室。日本医生没有使用任何麻醉药,拿起一把剪刀,把他手指的皮一点一点,剪下。门口,几个日本宪兵张望着,对他痛苦的模样幸灾乐祸。

    美国历史学者华百纳在其著作《上海秘密战》中也多次提到了大桥监狱。他写道:一名叫甘德的老外从审讯室出来,既痛苦又疲惫,脑袋上还缠着绷带,看样子已经缠了好几天了,他的后脑勺出了一大片红疹。在大桥监狱期间,感染最终蔓延到他的脚趾。有一次一名日本医疗官过来,决定帮甘德去除脚趾甲,他让两个人将甘德按在椅子上,没用任何麻药,就用一把钳子完成了手术。

    每日每夜都有倒霉的中国人被带到审讯室承受各种各样的酷刑。楼下的犯人都能听见他们惨叫和呻吟。酷刑包括“电疗”——将电线接在手脚上,把犯人电个半死;“水疗”——用水桶往犯人鼻孔里灌水,直到肺几乎破裂;还有毒打和拔指甲。

    1937年后,日本人已经掌握了虹口区,大桥监狱的存在一直被当作高度机密。“我们相信有许多中国人,在公共租界失踪后,就是被投入这里。因为这里有大量中国囚徒。”鲍威尔的记忆里,日本人对待在押的中国人更加残忍。

    一位中国男子带着3岁的儿子被关进来。小男孩彻夜哭泣,整个大桥监狱都能听到。几天后,他们不见了。有一个中国人抽烟,被看守揍成肉饼,一个多星期不能站起来,还得了脚气病。日本医生给他注射了不知什么药剂,他很快死去。还有一名中国人,被发现身上藏钱,日本看守把他拖到走廊,用木棍打脸。1、2、3……集中营里的老外们在心里默数,打到第85棍,叫喊声停止。

    集中营里,刹那平静。

    历史沉默着,跌入城市的记忆长河中,等待打捞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失利,沪上集中营里的“敌侨”就连带遭殃。即便是日本曾经的“盟友”意大利,由于墨索里尼投降,倒向英美,同样惹火了日本。在上海,意大利人也遭到逮捕,被关入罗别根路(今哈密路)的意大利集中营。不同国籍的难友们,都在日军的刺刀、高墙和铁丝网下,屈辱挣扎。

    今天,许多的抗日剧和小说中,都会拿这段恐怖与灾难铸就的城市片段作背景。“76号”特务机关、“51号”兵站,反反复复,出现在荧幕。然而依然没有人知道,彼时的上海还有20个集中营。

    上世纪80年代,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影片《太阳帝国》,描述的正是上海集中营的生活。从那以后,熊月之不断收到海外来信咨询此事,“每当被问起集中营的历史,茫然无知的我总觉得很尴尬。我想理清这段历史。”

    上世纪90年代,经年的资料寻觅,尤其是查到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后,熊月之的团队终于在2005年有了初步成果。至少,集中营的名称,被押人员国籍、人数、年龄、生活状态的概况初具雏形。今年,苏智良的团队继续挖掘,更多往事浮出水面。

    但对于遗忘的抗争,或许才开始。当年集中营所在的那20栋老楼,几乎都是上海知名的地标,今天有些仍存,有些已拆。当年侨民中的幸运者,撑到出狱、回国、与亲人团聚,不知身在何方。而曾被秘密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中国人,大多已被岁月淹没了容颜。

    历史沉默着,跌入城市的记忆长河中,等待打捞。(史料参考:熊月之、苏智良、徐家俊等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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