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易代是一场民族革命吗?

探史揭秘 2015-09-21 10:35:12来源:腾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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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明易代是一场纯粹的民族革命,钱穆曾一度为此观点代言:“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

钱穆

    后世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元明鼎革是由阶级矛盾引发的社会革命,而非种族革命,或者以阶层斗争开端,以种族斗争终场。还有学者认为,元明易代是纯粹的改朝换代,并不涉及种族因素。

    晚年的钱穆在《读明初开国诸臣文集》一文中,也坦陈历史事实与他的想象完全不同。他在文中说“读史者岂不曰驱除胡虏,重光中华,其在当时,上下欢欣鼓舞之情当如何?而夷考其实,当时群士大夫之心情,乃及一时从龙佐命诸名臣,其内心所蕴,乃有大不如后人读史者之所想象。”钱穆看到在明初开国诸臣的诗文中,很少有人提到“光复华夏”这一壮举,很多诗文甚至怀念元朝。

    在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此问题仍被学界拿出来诸多探讨。

    一、元末明初:不尽忠元朝的士子饱受舆论压力

    回到元明易代的历史现场,元明易代绝非一场想象中的如同近代概念的民族革命。元末大部分汉人儒士在没有受到元廷外力胁迫下,以忠君大义为原则,不认同也不配合朱元璋的反元行为,甚至为了忠于元朝甘愿身死,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至正十七年(至正是元朝最后一个年号,共28年),朱元璋部征聘徽州著名学者郑玉,郑玉坚持不从,绝食七日悬梁自尽。洪武十五年,明廷令浙东名士戴良做官,戴良在自家自戕,死前“犹拳拳以忠孝大节为语。”江西儒士夏伯启叔侄,为了不做明朝之官,竟将左手大拇指截去。明太祖大怒,处死夏伯启。

明太祖朱元璋

    更有甚者,一些儒士意欲远遁塞外,追随元廷。河南人蔡子英在天下归明后长期隐居,明太祖欲加官与蔡子英,蔡子英称“臣之仕君,犹女之适人,一与之醮,终身不改”。其还因思念元主而“忽一夜大哭不止”,明太祖被其感动,“知其志不可夺,赐有司送其出塞”。

    各种意象也被汉人儒士用来自励,据传明军攻克大都之后,曾将元廷的一头大象运送到南京,大象见到朱元璋后拒不下拜。这只大象成为明初士人竞相咏诵的“主角”,江西吉安儒士萧岐做《义象传》,褒扬大象“不仕二君”。还有士子以歌颂文天祥表达忠君之情。

    即便是帮助朱元璋夺取天下的汉人儒士,在做出效忠明朝的抉择前后,往往也经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明朝开国名臣刘基,并不曾为参与“民族大业”而自豪,其顾虑“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后经他人苦苦劝说,才出仕明朝。明朝开国之后,他仍然“不能无芥于心。”

    一些明臣对于元末明初人物的评价上,也多以忠君大义为坐标。宋濂曾经多次称赞为元朝尽忠的士人。赫赫有名的明朝大学士李东阳称赞自己的祖先李祁“虽在艰难,不忘忠爱。”其祖李祁曾讽刺刘基等人,称仕明贰臣“贪生畏死,甘就屈辱,斯文之丧扫地尽矣。”

    士人危素的遭遇从另一方面表明,不尽忠元朝的士子饱受舆论压力。江西人危素曾在元廷做官,后成为朱元璋的翰林侍讲学士,明清笔记小说记载,朱元璋对于未能死节尽忠的余素多有不满,一次危素前来拜见,朱元璋询问何人,危素答“老臣危素”,朱元璋讥讽说,“我道是文天祥来。”朱元璋最终将危素发配至和州,为元末抗击陈友谅而全家殉难,忠心元朝的余阙守墓。

    二、元末明初:朱元璋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

《明实录》

    元末明初绝大多数儒士忠心或怀念元朝,而朱元璋对元朝又是何种态度?在明朝便修订完成的史料《明太祖实录》中,朱元璋多次溢美元朝。朱元璋自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又谓“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

    “是月,大明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红巾妖寇倡乱之后,南北郡县多陷没,故大明从而取之”。官修《元史》中该文更是“别有洞天”,称红巾军为“红巾妖寇”,还意图说明朱元璋并非叛乱元朝,其江山是从“红巾妖寇”中夺取。太祖实录中还有类似的话语,“群雄角逐……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事实上出身红巾军的朱元璋反复声明,自己并非有意叛元,是贼寇太多,其不得已“自卫戡乱”。

    明廷还以多种方式承认元朝正统地位,洪武六年,历代帝王庙在南京修建,入祭帝王标准相当严格,“祭三皇至元世祖凡十六位,皆开基创业,有功德于民之主”。其中秦汉以下仅有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五人。

    明朝前期所修的两部元史,同样可以反映出当时朝野对元朝地位的肯定性评价。成书于洪武初年的官修《元史》将蒙元当作正统王朝来看待,还将元史上溯到了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

    不满元朝的统治,刘福通等人揭竿而起。红巾军成为威胁大元帝国的致命风暴。

    朱元璋其实并非没有种族论调,“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这段被后世民族主义者广泛引用的文字,出自至正27年朱元璋颁布的《谕中原檄》。在元末起义群雄中,高唱种族论调反元的言论并不稀有。元末大乱之时,红巾军便打着“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重开大宋之天”等旗号。至正26年,朱元璋谋臣做祭孔的大成乐,其中有“复神州于腥秽,洗尽胡尘”的言语。

    明朝开国之初,儒士普遍看重“君臣大义”,朱元璋一面承认元朝正统,一面在“复古先王之政”、“复中国之旧”的旗号下,大规模整顿礼俗,重新刻画出本已不存在的“华夷”界限,塑造出作为他者的“胡元”,唤起汉人士子的华夷之辨意识,反衬自身政权的正统性。

    元朝奉行南北异制,各从本俗的统治原则,并不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规范全国。洪武期间,朱元璋高举“用夏变夷“的旗帜,清除金、元时代的少数民族风俗,废除胡名胡姓,废除同姓婚以及火葬等,恢复汉人及儒家礼俗。此外,对元代因“宽纵”导致的尊卑失序进行整饬,建立符合儒家伦理的社会等级秩序,恢复并严格丁忧和避讳制度。

明代官员服饰

    以服饰为例,元朝“胡服”盛行,大部分蒙古服装一体通用,无法区分尊卑上下。洪武元年朱元璋废除胡人服装和发型,并且制订了一条异常严密的服饰体系,从冠服样式到衣料材质,甚至衣袖的长短,都有着细密的规定。这套服饰体系将社会大致分成了皇帝、官员、平民、贱民四大身份鲜明等级。

    朱元璋承认元朝正统,否定自己叛元,又在起事之时标榜种族论调,开国后在整顿习俗中强调华夷区别。矛盾之中亦有合理,这种做法使朱元璋符合了儒家“忠君大义”和“华夷之辨”的不同标准。此外,重建尊卑上下的儒家伦理,也方便稳定社会秩序,防止他人叛乱。

    三、明中前期:方孝孺否定元朝的观点屡遭非议

    在唤醒“夷夏意识”,恢复儒家习俗伦理后,在儒士们心中,明廷不再是生于叛乱和邪教中的朝代,其具备了“用夏变夷”的正统性。此时,否认元朝的声音虽不响亮,但已起于青萍之末。

    明初正统论最看重的是“统一寰宇”的大一统,而儒士方孝孺则在明朝首倡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其认为中国历史中汉、唐、宋三朝皇帝皆有体桖百姓,勉强算得上正统。而秦、晋、宋、齐、梁、隋等朝属于篡权夺位,取之不正。武则天属于女主,前秦、元朝属于夷狄,这些朝代均只能算“变统”,而明朝自然是三代之下得国最正之朝代。不过方孝孺否定元朝的观点在明中前期并非主流,且屡遭非议。

    正德二年,大学士李东阳等纂修《历代通鉴篡要》。国子监祭酒谢铎致函李东阳,力主废掉元朝正统,他认为,“贼后、篡臣既不可为统,而夷狄如元,独可以为统乎?”虽然谢的意见并未得到采纳,但可见儒士们对于元朝新的看法已经萌芽。方孝孺的主张如同装有种子的漂流瓶,已经抛入海中,待时代变幻有心人发掘之时,“变统”观的种子便会生成“参天大树”。

    四、明中后期:嘉靖将元世祖神逐出历代帝王庙

    发生在正统14年的土木堡之变和嘉靖29年的庚戌之变,成为明蒙关系恶化的里程碑。当汉人与异族矛盾尖锐之时,便是华夷之辨中的种族因素茁壮成长的阶段,冬眠已久的元明易代历史记忆苏醒并被重新“化妆”。

    在这种特殊情境下,嘉靖年间《皇明诏令》付梓,全书篇目皆依时序先后排列,惟《谕中原檄》一文被编者置于卷首。

    嘉靖9年,明廷决定在北京新建历代帝王庙。次年,翰林姚涞上疏“请罢元世祖祀”,称蒙元“为中国之大仇”。礼部官员并不认同姚的看法,认为祭祀元世祖已经百年,成为定制。嘉靖24年,又有大臣上疏称应罢黜元世祖神主,这一次嘉靖皇帝同意将元世祖神主逐出历代帝王庙。

    嘉靖25年王洙著《宋史质》,该书纠正此前官修史书尊元朝为正统的传统观念。王洙甚至认为宋亡之后,应由当时朱元璋的先祖继承宋朝正统。这是明人对元朝正统地位所给予的最彻底的否定。

宋濂

    元朝地位被明朝中后期士子踩在脚下之时,一些对于明初历史的误读由此产生。明末儒者徐奋鹏认为三代之下除了明朝外都不是正统,“独我太祖高皇帝起自宇内风烟之中,迅扫胡腥,再开天地。故宋龙门颂其功高万古,得国之正,则所以上承唐虞三代以来之正统者,惟我明而已”。“宋龙门”系宋濂,他确曾歌颂朱元璋功劳盖世,但原文为“然挺生于南服而致一统华夷之盛,自天开地辟以来,惟皇上为然,其功高万古,一也;元季绎骚,奋起于民间以图自全,初无黄屋左纛之念,继悯生民涂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辑之,较之于古如汉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可见该文并没有强调“迅扫胡腥”的意味。明代中后期多本民间笔记小说均认为,由于明朝开国后厌恶元朝,因此明初书写用“洪武原年”,而非“洪武元年”,但明初讳“元”字实系避朱元璋名讳。

    对于元末汉人士子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奉行忠君大义的汉人士子,在明朝后期时人的笔记中遭到讥讽。

    五、清朝:元明易代种族论调褪色

    清朝是元朝之后的又一个非汉人朝代,夷夏言论也成为“敏感词”,史书编篡必须按照当政者的政治需要进行取舍删减。在这种环境下,种族论调的“丰碑”《谕中原檄》被刻意埋没,清修《明史》对该文只字不提。而在《四库全书》中,对收藏有这份檄文的明代文献肆意删除。方孝孺强调“夷狄”之朝不为正统的政论也被删除。

    清朝一些史书中提及了朱元璋在明初发起的整顿礼俗运动,但是关于“用夏变夷”,恢复汉人礼俗之类的语句,也被删除罄尽。

    经过清朝统治者的大力整顿,在清人撰写的一些史料中,元末明初种族革命的迹象已经大为褪色,似乎元末明初的大起义从始至终都是一场叛乱,元末群雄从未提出过涉及“夷夏”的言论。

    六、晚清至民国:明太祖成民族象征

孙中山

    晚清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冲刷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高举民族主义革命的旗帜,充分挖掘了《渝中原檄》这一历史资源,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而推翻蒙元政权的明太祖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党人的精神偶像。早在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以前,就已将朱元璋、洪秀全二人尊奉为历史上的民族革命英雄,而前者更达成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伟大革命目标而受到尊崇。1906年,同盟会创办的《民报》第号五卷首同时刊载朱元璋、洪秀全、孙中山三人像,题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肖像”。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在清帝宣布退位后三天,携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公祭明孝陵,并以他个人的名义发表了两份文告。两文告均以明太祖民族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身份,向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报告“光复中华”已大功告成。

    清末革命党人对明太祖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其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35年3月,国民政府为“提高民族意识”,规定每年清明日为“民族扫墓节”,次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将明太祖陵列入民族扫墓节祭扫范围。

    1936年4月5日,国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祭谒明孝陵典礼,由林森主祭,蒋介石、冯玉祥等陪祭,祭谒颂扬明太祖“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胜利,以因应当时力倡民族复兴、凝聚民族精神的现实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在救亡的时代主题下,明太祖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方觉慧1940年所撰《明太祖革命武功记》,这无非是想借助明太祖的民族英雄形象来激励国人,以“提高国民自尊自信之决心”。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明太祖又一次充当了国人的精神偶像。

    结论:

    从元末群雄起义的口号可以看出,元明易代含有种族因素,但从儒家士大夫以及朱元璋的部分做法来看,元明易代的种族论调与近代民族主义革命绝非同类。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强调主权在民、疆域固定。如果把由近代民族主义触发的民族革命等同于被天下观笼罩的元明易代,便无法解释儒家士大夫和朱元璋的部分言论和做法。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元明易代犹如变色龙一般,在不同时代展现出不同的色彩。历史是一种资源,可以供后世反复挖掘利用并蒙上迥异的“面纱”,元明易代显然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腾讯文化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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